谈资：夹在东莞与香港之间的深圳，恰如其分地利用着东莞没有的经济自由度和香港没有的政府主导力，有力地集中了全国的人才，确立了自己发展高科技产业的路径以及同时面向内地和国际的产品定位。

香港维多利亚港夜景

近二十年来，我们看到很多文章，或者比较上海与香港，或者比较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其实上海与香港，长三角与珠三角，无论从面积、人口、经济总量这三个基本的尺度，都不好直接对比。

上海人口2500万，香港760万，仅为上海的三分之一，面积上海是6787平方公里，香港是1102平方公里，更只有上海的六分之一。长三角面积约为99600平方公里，人口约7500万(户籍)，包含了上海这个核心大都市；而珠三角，通常都不会包含香港和澳门，面积为24437平方公里，人口4283万人。“大珠三角”若指珠三角加香港和澳门，则面积约为25500平方公里，为长三角的26%，常住总人口5616万，为长三角的75%。

以经济规模论，大珠三角也不过相当于长三角的一半多一点。于是这些比较如果不是从人均值去比，则似乎在比较两个经济当量相差一倍、面积差三倍的两个区域，再加上还有两个一国两制的特别行政区，凭空又多了一层不可比性。

于是，是不是可以“剔除”一个不可比尺度，用香港+深圳+东莞(以下简称港深莞)比较上海呢？

上海与港莞深基本数据对比（2012）

如该表最下面一行显示，港深莞作为一个地域单元与上海比较，在人口和面积这两个基本规模当量上的差别都在±10%以内。差别较大些的，是人口密度、建成区密度；差别更大的是建成区占总面积的比、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和人均GDP。

表上没有显示，但实际上最大的差别，在行政体制和经济体制：上海是一个直辖市，而港深莞是一个行政特区加一个经济特区兼计划单列市再加一个普通城市。那就让我们对照比较一下，在几乎同样的空间和非常接近的总人口的规模上，行政和经济体制的差别给这两个大都市区带来了哪些不同的后果吧，全文的重点也就主要是针对香港和珠三角出现的问题做些粗浅的分析。

珠三角和长三角的示意图

不言而喻，三个城市当然与一个城市不同。不过，从改革开放以来的35年看港深莞，其实有着很强的整体性。1979年以前不存在深圳经济特区。深圳东莞都是“广大农村”的一部分。深圳特区选择紧邻香港设立，目的就是利用香港的经济发展动力。就拿几乎同时成立的汕头经济特区与深圳相比，临近香港带来的优势或者说市场基础，肯定是深圳成功的主因之一。

外资内资齐聚深圳，就是因为从市场角度，充分利用香港的外联优势和深圳的廉价土地和劳动力以及特区政策，是一个必然。1980年代中期开始，香港新界的制造业迅速转移到了深圳。

在没有任何政府的干预和“规划”下，香港产业结构急剧和自动地转变为服务业为主。当时在新界建立起的新市镇，比如屯门和天水围，由于工业北上深圳甚至东莞，大大偏离了原来职位-居住平衡在内部实现的设想，出现了居住远郊区公屋区的蓝领工人不得不到九龙甚至港岛寻找工作机会。

当深圳1990年代后期迅速崛起，成为广东第二大经济重镇后，其特区内租金和劳动力成本也跟着上涨，特区外和东莞便成了产业转移的地点。从政策/体制边界上看，那时的港深莞有一个香港——深圳特区——特区外及东莞的空间格局。

与港深相比，东莞没有任何“政策优势”，于是提出一种非常简单的招商战略：深圳给什么条件，我们都更多优惠一点。由于这种优惠的诱惑只能对成本敏感企业奏效，而不可能吸引依赖人才和科技创新为本的企业，深莞的产业差异是明显的。

东莞自1978年开始，由乡、村、生产队、村民个人划出地块盖厂房，招商引资，先后建成了503个工业区，到2013年仍有14413家企业(参见《从工业区到园区》)。它们占地多数小于300亩，一半以上新建于1990-1999年间，之后逐步减少。其中企业数量最多的是电子、五金、塑胶，映出1970年代香港工业的影子。

这些工业区的分布与深圳北部特区外的情况一样，是沿着高速公路网在展开而散开的。当年“三来一补”带来的出口退税以及“三减两免”（两年免税三年减半）的政策，加上外来劳工进入东莞并没有任何限制，成就了这个满地是靠廉价劳力+廉价地租+吃中央出口退税政策的企业的世界工厂。

我们无法确切知道东莞外来劳工最多的时候（2007年）到底有多少，但“外来人口不少于800万，其中至少有400多万居住在旧村、旧厂”（东莞市长李毓全语），而这些企业主要是港资背景。它们在2008年大幅度撤离（包括倒闭和转移）也是不争事实。34年来东莞GDP增长820倍，是官方的统计。

东莞的制造工厂

在香港工业北移并在珠三角、特别是在东莞和深圳（后来主要是二线外地区）持续扩张的同时，由于香港政府长期采取所谓“积极不干预政策”，包括从不对高科技采取政府大力投资推动的做法，导致香港制造业跌到不到GDP总量的3%，成为一个纯服务中心，包括金融、物流、保险、及各种生产和供应链上的其他服务，统称“producerservices”（生产者服务业或者厂商服务业）。

九七回归，从各个方面都给了香港更名正言顺的条件，不仅继续投资扩张在珠三角，主要是对深圳东莞和惠州的出口加工业，更利用香港的国际都市环境，为这些企业提供全面的服务。

夹在东莞与香港之间的深圳，恰如其分地利用着东莞没有的经济自由度和香港没有的政府主导力，有力地集中了全国的人才，确立了自己发展高科技产业的路径以及同时面向内地和国际的产品定位。

然而，大概有两个重要方面是深圳始料不及的。一个是迅速膨胀的人口，它造成了全世界都没见过的城市化速度。第二个是崛起之后疯了一阵就陷入长期萎靡不振的金融业。虽然后者与上海甚至北京在中国金融中心的地位有关，但更有理由认为，邻居香港对这两者的形成都至关重要。

香港是一个严格控制内地人口移民的城市，而深圳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新移民城市。对不少非北上广但有外闯心的人，到不了香港或国外而到深圳，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比留在北京或者上海都容易些。至于金融方面，深圳发展股票市场与金融中心的初衷，应该是希望利用香港这个世界排名前茅的国际金融中心。

然而，几十年下来的事实告诉我们，深圳对于香港金融界而言，除了是一个人民币进出的重要渠道，其余业务几乎不相干。成为金融中心，城市本身的成熟恐怕是一个宏观基础，因为成熟的城市是有成熟的法制环境和公开自由的信息环境的必要条件，虽然不必然条件。因此，可以说，成熟的城市是金融企业生根发芽的土壤。前海金融区的出现，是深圳走向成熟，还是港深金融服务业走向一个中心，我们后面再谈。

谈完东莞深圳，我们分析一下香港。中国改革开发初期，香港尚未回归。人们熟知，恰恰是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上半段，是香港资本和企业大举北上，促成深圳一致珠三角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快地区的时期。

但是，也许由于大家的注意力放在了香港回归本身的意义和香港对珠三角的作用，比较少的人提及，这二十年也是香港从工业社会转型到后工业社会的阶段。

除了前面提到制造业大幅度萎缩，1998年投入运行的赤腊角国际机场以及相关配套设施青马大桥等也成了过去30年间唯一的一轮大型基础设施建设，而这部分建设所服务的对象，也恰恰是后现代社会的主业：高端服务业（金融、服务贸易、空运物流为主）和旅游。

香港中环

那么，1997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这十七年，又发生了什么呢？首先，随着制造业几乎消失，香港真的成为了不少人所说的“地产霸权”和“金融霸权”的城市，因为除了地产与金融资本以外，其他产业内的大企业，已极少以香港本土为主要市场，而是把生产线和销售网都移入了内地。

同时，政府的收入也越来越依赖卖地、地租（所谓差饷）以及金融业的各种税收。从市民生活的层面，地价最终都会转嫁的百姓身上（比如在超市买东西，所以物品的价格内都含有了相当高的租金，包括政府的地租与物业费，这就是为什么香港是个收隐形销售税的地方）。

除了金融与地产，还有就是与旅游相关的行业（如酒店、餐饮、零售、跨境客运等）随着自由行带来的消费而受益和增长外，其他的行业或者在萎缩，或者在转型（如国际物流业）。即便是地产金融两业中的巨头，比如李氏家族的长实和黄以及英资的汇丰银行，也把更多的资金投到大陆或者欧美。

这造成了很多隐性的社会问题，比如，香港社会上近年一直有一个说法，说年轻人觉得自己没有晋升机会。其实，当社会上大机构大企业很少，社会组织出现了扁平化，就会少了纵向的阶层。如果要想得到晋升机会，大概需要到香港以外的地方打拼，或者成功将小企业做大。但究竟又有多少85后90后的港人愿意或者能够这样做呢？

第二，从政府到民间都明白，一国两制是把双刃剑：以自己的“五十年不变”应珠三角以至全中国的巨变，一定有利有弊。利就是从内地经济增长的到好处（如与内地贸易上的种种优势以及自由行所带来的经济刺激）的同时，避开了内地出现的一些问题（如严重的污染与大量的贪污腐败）。

弊就是香港经济对内地经济的依赖性越来越大，逐渐地偏离了原来香港作为中国与世界桥梁和门户的作用。但这个坚持积极不干预原则的小政府以“不变”为由，没有积极对任何宏观政策作出有效的调整。举个例子：美元挂钩的港币从未调整。人民币对美元大升值后，让港币这个美元等价物对人民币从1：1.2跌到了1：0.85，让靠大陆产品生活的中下阶层港人深深感到通胀压力。

当然，更重要的是，1990年代以来的香港与内地经济的关联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与美国的关联程度，与美元挂钩的理据已经很难成立。香港金管局前总裁任志刚卸任不久，就坦诚地表示挂钩美元做法需要改变，需与时俱进，考虑与一揽子货币挂钩。

但我们不仅没有看到当时那届政府曾经与任总一起阻击金融大鳄的曾荫权特首有任何动作，本届政府也似乎没有什么胆量做调整。港币和与自己关系不密切经济的货币挂钩，不仅放弃了用货币调控经济的作用，更扭曲了货币本身该反映的一些信息。

比如，过去10年新加坡元兑美元升值30%（根据同济大学方圆的分析），是造成近年来新加坡名义GDP总量大幅超过香港名义GDP的一个重要原因，让全世界和不少香港人自己都误以为本港经济非常不济。

“不变”香港的另一个不变，是以现有的市中心为单中心的发展迟迟没有变。制造业北移一方面早就了深圳与东莞的工业化与繁荣，同时造成了原来新界一批新市镇（内地叫卫星城，有点像今天的一些新区）的失败。

原来设计为工作岗位与居住区一体（即所谓职住-平衡）的新市镇突然一夜之间发现，工厂区的工厂都不见了。于是，迁入的居民，主要是蓝领工人及其家庭，不得不回到市区的九龙甚至香港去找工作。

而那些可以找到的工作又与自己原来的技能不符，造成低收入兼高通勤费用与通勤时间。新界西北部的屯门、元朗、天水围于是就成了“悲情城市”，问题特别多的是一些从大陆娶了新娘生了娃，而妻子又因为语言障碍找不到工作的家庭。

与此同时，已经成熟的后现代城市意味着再建设新市镇风险大，而剩下的核心产业——国际金融中心的相关公司之间需要极高的面对面沟通机会和步行可达性。因此，作为大市场中的小政府，继续提高现有市中心全面的可达性（市内、城际、国际），显然是相对向北向新界扩张更合理的选择。

如果考虑填海，可以绕过很多收地上的麻烦并取得很高的回报。于是，继续以维多利亚港为核心的发展成为必然。这一点不仅可以由大面积在西九龙填海证实，在香港2030长远规划研究可以看到，也可以在最新的关于重新考虑在大屿山与港岛西之间构造人工岛的远景规划探讨中体会（见图）。

大屿山人工岛位置图

在深圳做了几十年城市规划的王富海博士说得很形象：“香港的脸是向南的，深圳的脸也是向南的，结果就是香港的后脑勺对着深圳的脸”。是的，香港脸向南，其实是向着国际，深圳向南，是依托香港，不过，作为普通广东城市的东莞，则不得不把脸转来转去，一会儿对着深圳和香港，一会儿对着广州。

现在，深圳开建了一个前海金融区，更进一步地把脸凑上来。我们还看到，随着越来越多港人在淘宝上购物，顺丰等物流公司已经杀到，进驻了天水围，把原来服务北上集装箱的空箱堆场改造成了向九龙和港岛方向的配送中心。香港金融业到底有没有兴趣回过头来跟深圳在前海结缘？我的初步回答是既肯定又否定。

肯定的是，有两类港企极有兴趣进驻前海。一类是那些尚未建立但需要在中国境内提供金融服务的企业，另一类是已经在珠三角特别是深圳的港资金融保险业的企业。前者会考虑到这是内地最开放的政策空间，而前者和后者都会考虑到这是税率最低的地点。否定的是，以目前的政策环境和城市环境，真正的国际市场业务应该不会从香港迁过来。

至于所谓金融业中的支持系统，比如银行的一些后勤业务，可以离开香港的已经离开（比如汇丰银行2000年后已经先后在广州和上海设立了后勤服务中心）。比较可能的效果应该是前海的新政策空间可以大大提高深圳金融中心的服务面、水平和地位，也可能加强港深的金融业互动，但对香港不会产生什么负面影响。

深圳前海自贸区蛇口片区

如果更宏观地看，香港与内地在贸易金融和信息管制的体制与政策越接近对香港真正融入中国经济、稳定香港社会制度都越有利，因为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肯定香港现行制度的过程。当然，这个过程既不可能顺利，也不可能快。这点上，邓小平定下50年为期，确实有远见。

比比上海的情况。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35年间的巨变绝不亚于任何中国大城市。站在香港看上海，最大的变化有三。第一，浦东的出现，第二，产业贸易金融全面升级，第三，晋身为世界2000万以上人口的顶级都市圈（从规模上，还有东京、墨西哥城、北京、可能还有孟买）。

与港深莞不同，这些变化都是发生在同一个行政单元内，在一个强势的政府管理下。这意味着很多与港深莞不同的地方。首先，对很多问题的处理，是“内部”的。比如人口问题。上海户籍是一个及其敏感的话题，因为它直接涉及很多不同背景不同时期移民入上海的人，以及在沪工作但无上海户籍的人及他们家庭的种种利益差异。

而如何处理这类事宜都牵扯到政府财政预算分配，即纳税人的钱如何用的大事。这事同样存在于港深莞，但情形很不同：上海财政目前一年大概上缴一半左右的税给中央政府（不计入代收的海关税项），剩下作为下一年预算在上海市全境投入；而港深莞则只有深莞上缴国税，但香港则是“50年不变”不交税！

由于该三个城市财政上相互独立，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港深莞三市在进一步投入上，呈现越富的区域就越有更多资源投入（假设大家都是采取长期有盈余的财政制度，且政府财政收入与GDP成正比）。

其次，在空间上不会形成各谋其利的规划。1992年浦东新区的出现，某种形式上有点像香港隔河冒起来一个深圳特区：1430平方公里的农村（深圳是2020平方公里），突然成为了“副省级市辖区”的行政级别（大多数港人都不会明白这种级别背后的“行政资本”的重要性），之后有逐步加冕了“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国家级新区”的头衔，成为中国另一个最“特”的空间。

国家在浦东开发初期给予了许多优惠政策，不仅建立了中国国内外资大企业最集中、创新水平最高的张江高科技园区，还“允许外资在浦东新区投资第三产业，发展金融、零售业（在当时的中国其它地区，政策禁止外资从事金融和零售贸易）、允许外商设立外资银行、允许外资机构从事仓储贸易、鼓励外商签订土地合同、优化对财政收入的利用等。

同时，为了鼓励企业在浦东新区投资落户，政府还颁布了减免税赋的措施。“在随后的几年内，政府又追加了在行政审批、股票债券、进出口审计等方面的优惠措施，使得浦东新区享有的部分优惠政策甚至超过深圳”（引自《海外学者论浦东开发开放》)。

然而，浦东与深圳对于上海和香港而言，非常不同。在于这些政策环境是比原来的市中心浦西开放，而深圳对于香港这个“市中心”而言并没有更开放的优势，特别是最核心的金融及国际贸易方面。

另外，当上海确定发展浦东，并希望尽快挖掘那里的巨大潜力后，可以用市政府的手段，比如取消过江桥隧收费的措施，来不断加强和整合浦江两岸的经济关系，而深圳与香港之间的互利共赢则说得多，做得少，做得慢，不仅因为是两个城市，更因为一国两制下，基本理念、思维方式、政府角色、利益范围等都不同，不可能以一体化的心态和形态面对未来。

城市景观跑到了深圳一侧

不过，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这一道关（港深之间）、二道闸（原来的深圳特区与非特区之间）形成了多中心和空间发展的起伏错落。2015年，深圳GDP17500亿元人民币，增长8.9%左右，按最新汇率计算，约合20636亿港元，已经追近香港。今天，深圳河两侧与37年前正好相反——城市景观跑到了深圳一侧，而香港的郊野公园成了深圳人登山郊游的好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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